小孩有长白癫疯的吗 http://m.39.net/pf/a_4666412.html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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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闻围绕柏林墙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在柏林墙倒塌前，守卫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虽然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拾高一厘米的选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似乎朝鲜的脱北者也存在类似的故事，曾听袁腾飞说，抓到叛逃者，朝鲜长官理直气壮地问他们，“难道吃饱饭比祖国更重要吗？”袁腾飞后面的话是：吃饱饭这件事要跟祖国对立起来啦，这祖国要他有屁用啊，让我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让我爱这个国？你疯了吗？
似乎这个话题一开始就很敏感，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发现前几天写的《我的凉山兄弟》读后感被豆瓣列为违规操作。真的很无奈，估计这篇更加敏感的话题也可能是同样的命运。
“逃港”是一段历史时期出现的现象，指的应该是中国内地人跑到香港，似乎与前面有类似的性质。我从前只有听过，并没有了解过，所以初次接触到作者陈秉安的这本书就很好奇。当然这应该不是禁书，毕竟我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而且当当网还可以购买。另外，本书是年出版，今年重新印刷，好像是封面换了，我读的是年重新印刷的。
我在好奇之余，做了一点功课。我去数据库简单检索了下，正儿八经的历史研究以此为题的竟然没有，仅有的也是非主流的“稗官野史”一般。所以我觉得作者这本书在学术史上就很有意义了。但有一个问题是，这本书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虽然作者查阅了很多档案，也进行了当事人的口述史采访，但基本上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而且叙述形式就是小说一般，将历史人物虚化为小说人物，所以书中也就有了很多神奇的对话，比如夫妻间在卧室的对话。这种形式固然增加了可读性，但似乎容易被严谨的学术研究者所诟病，在这一方面，似乎《陈寅恪的最后20年》略胜一筹。作家以历史题材写报告文学，似乎总是难免站在文学的角度而非史学的视角，我不知道这样一部花费22多年的资料搜集而写成的著作，是否会成为未来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凭证。
前两年，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逃港潮，这被作者认为：“长期以来，史界对这起长达30年的大事件几乎完全忽视了。现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年，作者还是深圳一家党报记者，当他在采访时无意接触到这个体裁时，就产生了兴趣。此后22年间，他奔波于深圳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还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入笋岗桥收容所听逃港者们的倾诉；也曾游走在香港穷街陋巷以及高楼大厦间，听逃港者谈他们的坎坷与得失。在他采访的数百名大逃港亲历者和见证者中，不乏富商巨贾，比如金融集团总经理叶小明；也不乏政界高官，比如广东省委原书记习仲勋。
囿于太多不便的原因，我也无意过多感慨，只简单地记录一些现在还有的感想，以便日后重读此书有迹可循：
1、大历史永远只是历史的表象，真正在经历的却是每一个不同的个体生命，体验的不同来自于不同的视角。我相信每个故事的原始真实性，我认为很难将所有的故事都纳入我们理论框架中，越有这样的企图，越是离历史的本相越远，所以我始终不太喜欢宏大叙事或者以个案研究就敢谈论全地区甚至是全国。单以每个个体的复杂性，就可知道囊括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能是几何数的增长。即以书中为例，逃港中能见到人性的光辉，也会见到人性的丑陋，我们都很难用数字来归纳总结，一个就是一个感动，一个就是一个原因。
2、我们有我们的立场，但我们更应该有我们的良知与社会的良心。无论何时，普通人都应该有一种组织的立场，但这些立场却不应该掩盖人性基本的善恶。特别是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恰如对翻越柏林墙开枪事宜，书中也有中英双方的执法者，对偷渡者在坚持执法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善的一面，追你是群体的本职，追不上却是个体的选择。
3、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未必准确，但可能正确。仓廪实而知礼节，饿着肚子讲奉献未必是错，但未必能长久。人不患贫而患不均，就怕比较。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习仲勋回深圳参加庆典。他接受采访时对作者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改革开放后，大逃港也真的成为了历史。
感性的感情太多，我也不便多抒发，但至少在心里我也惆怅过，这大概是现在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种选择吧。
天赐庄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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