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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信仰，人是无法自我解放或拯救的。没有神的启示，人本身就是问题与奴隶。
“我们向前生活，但我们向后理解。”——索伦·克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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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小小的堂妹，在向港出生。四岁那年，复活节前夕，她和我说耶稣复活的故事，信以为真的样子，让我思虑。真假辨析，孩子肯定没这个思维能力。
了解到两点：小家伙说这个故事时，是愉悦美好的；老师讲这个故事时，是轻松自然的，没有居高临下或拿着大棒说你必须接受。
清明节，她随父母回来祭拜祖先，表现得比其他孩子要虔诚。当大人说里面是爷爷，奶奶时，其他孩子没什么反应。她说，妈妈，爷爷奶奶肯定在天堂，我相信。在这里，她明显相信灵魂的存在，并且善良。
有些孩子会有并不自知的残忍行为比如摘掉蜻蜓的翅膀，她会很生气，说小蜻蜓会痛的。在这里，她有一种生命平等，动物和人一样有痛苦的观念。
我不小心摔着了，回来擦红花油，她过来帮忙，边擦边问，还痛吗？——言语和眼神深情。很多人可能觉得孩子的眼睛是清浅的，事实上，恰恰是深情的。我们看不到这一面，或许只因大人的世界将它蒙蔽了——。对他者痛苦的感受力，是人类良知的基本。
终于释然，当年，她接受耶稣复活的故事，出于内心意愿。老师的言说，包括圣诞节，只是为她提供了多一个选择项。老师和父母等大人也讲过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故事，她同样接受。这些节日共存于孩子心里，并无冲突。它们所强调的价值观或情感有所侧重，但基本是相通的：爱，缅怀，团圆，正直，善良，幸福。
耶稣复活的故事，可以说是耶稣的第二次诞生。这个故事，不会出现在国内的课堂上。所以，小堂妹和某些时空一般小孩的差别在于，她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善良和因果，更有爱，更自信。后者或许相信有鬼——某种负性的东西——，只相信可见的物质性的存在，或许更多的恐惧、犹豫、算计与功利。
好的文化能让人成为人。文化实质上并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共存共生。只要并非邪恶的文化，只要出于民众的自油选择，都应该在民众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自油选择的社会氛围中，如果是真正优秀的文化，自然能流传并且发展，如果是拙劣的东西，自然会随着社会发展慢慢消失，这是天大的好事。并非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流传下来，甚至动用强制的方式，或通过打压设想的对立面来达到。
文化没有国界，也不应该有国界，其生命力在于它内在价值观的普世性，在于民众的自油选择。向港很现代，但文化丰富多元，只有如此，人心才安宁，社会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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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留下很多可以称为绝唱的历史。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倾注了满腔热血。
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大学、中学、小学、女子学校、医院、盲校和盲文、聋哑学校和手语、麻风病院、汉英、英汉字典、汉语拼音、现代农业先进理念、女子留学等等”。
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路熙追随而来，孩子出生在这里。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几乎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温州。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创编了“用拉丁字拼音代替汉字”的瓯音拼音文字。开办私塾，教授四书五经和圣经，开办艺文书院。
医院，是医院，开创了温州现代化医疗体系。建成温州第一所高等教育学校艺文学堂，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当时仅有的三所公立大学之一，另有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
他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将《论语》翻译成英文，其译本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跻身“世界经典丛书”，至今已印三十多版。
年，苏慧廉离华返英筹款，拟筹办“华中大学”，任校长。
年，苏慧廉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其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在任期间翻译了《妙法莲花经》，撰写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后者至今都是佛教研究领域最好用的英文工具书。
年，费正清投入苏慧廉门下，苏建议他去中国调研考察，学习中文。“费正清”这个名字就是林徽因所起。大家都知道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盛名，费正清是创始人。费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被称为“头号中国通”。
苏慧廉的女儿，长大后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林徽因的母校）。
或许我们不要忘记，苏慧廉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塞缪尔·柏格理（SamuelPollard，-），生于英国，自小天资聪颖。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名列全英国第7名，本可过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年，23岁的柏格理受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事迹感动，受召唤来中国贵州荒凉落后的石门坎传教。
年轻的他临行前祈祷：“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他以儒家“格物致理”之义，取名柏格理，字明星。
当地苗族民众生活极其艰苦，很少洗脸，一生仅洗三次澡，身上气味很重。但柏格理没有嫌弃，他和大家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同住（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同穿着。
为了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他经常吃生冷或半生的牛羊肉和食物，肠胃长期不消化，染上了“痢疾”。加上常年走村串户，食宿居无定所，时常睡在当地人家冰冷的地上，劳累过度，病情加重。
他创立苗文，自编了一套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他在英国筹款，先后创建了教堂、双语学校（第一所苗族小学，开男女同校先河，而且中英双语教学）、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男女分泳的游泳池、足球队等。他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地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成绩显著。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他的到来，将贫瘠荒凉的石门坎建成了中国的文明高地和“海外天国”，堪称奇迹。
他在那里长达27年，期间仅因筹集资金，回了3次英国。他多次遭到当地恶势力的威胁，绑架，险遭杀害。
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不幸也被感染。
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药物全部用在学生病人身上，自己却拒绝用药。於9月15日逝世于石门坎，时年仅51岁。
美国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RogersMills）在登州（今蓬莱）传教34年，他于年与继室梅里士夫人（Mrs.C.K.Mills）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
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
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为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贝如意姑娘(SusanRowenaBird，（-），美国人，传教士，年来中国山西省太谷县传道。当时她25岁，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孩，却有顽强的毅力，虽然睡在泥地板上，附近的沟渠又送来阵阵恶臭，却不发一句怨言。
她首先努力学习语言，当语言可应付自如后，便在男校教学。年，学生增至二十四位，她负责教算术和初级代数。下课后，便到戒烟所，向妇女传福音。年7月31日被义和团杀害，时年35岁，死亡当天正是她的生日。
“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拳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亲爱的，再会吧！”（贝姑娘7月13日写给弟弟最后的信）
“Lastnightwewerealmostreadytostartforthehills,thinkingitonechanceforlife,butthedangersfromtheBosersandrobbersandperilsofallkindsaresogreat,whatcouldwedo?Ifyouneverseemeagain,rememberIamnotsorryIcametoChina.WhetherIhavesavedanyoneornot,Heknows,butithsbeenforHim,andwegotoHim,Darlingones-goodbye.”(Bird,lastlettertoherbrotheronJuly13,FSS,p,)
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于北京开办的大学，为中国当时教学质量最高、校园环境优秀的大学之一，也被认为是中国教会学校之首，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即以此校为名。年，燕京大学被拆分，校园成为北京大学新校址。
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年于上海开始创办，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高等教会学校，教学质量极高，在海内外均享有盛誉，素有“东方哈佛”之称，年被拆分。原校址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所在地。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最早由美国、英国传教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于年开始资建，至今它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
我们看到，这些传教士并非只是一面传福音，而是同时平等地对待中国文化，甚至致力于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他们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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