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又名：知识分子的幸福
文/司马少
人们谈论宋朝知识分子的幸福，必然要说两件事：一是有钱花，随便花。二是不能杀，不会杀。
一
有钱花，指的是俸禄高。
宋朝官俸为历代最高，这一点没有争议。不过这说的是，宰相、枢密使、节度使这种顶级官员的俸禄非常之高，换算下来，月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十万元。
但，众所周知，历朝历代，官做到宰相这个级别，收入来源早就不重要了。
你看北魏——就是姓拓跋的那一家，他们家有个孝文帝改革，每个中学生都要背的——北魏初年，官员根本没有俸禄，也没见饿死几个呀。那时候，人家讲究的是官商勾结合作。一旦得到官职任命，就马上去找大商人谈投资。官不一定能做大，但融个天使轮还是没问题的。
古代官俸的多少，往往根据官阶的高低，呈几何级递减。比如清朝，亲王年俸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一品官是一百八十两，到七品县令，就只剩下区区四十五两了。
宋朝宰相、枢密使，月俸是三百贯，另有禄粟（粮食）一百石，带侍中、节度使、宣徽使等加衔者，月俸是四百贯，禄粟二百石。春、冬两季，又有绫、罗、绢、棉等衣赐，算下来也值二三百贯。此外还有茶、酒、薪、炭、盐等诸多补贴，又有官派的侍从，七十人至一百人不等，且侍从的衣粮也由朝廷供给。官做到这个级别，真个是有钱花，随便花。
然而降到团练副使这一级时，月俸就只有二十贯了。当时，高级官员被发配到远恶州郡去做团练副使，是常有的事。我们知道，大文豪苏轼，就曾做过团练副使，他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写成的。
为了避免直接饿死，当时文豪已经主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在山坡上开垦了十亩荒地，又亲手搭建了几间农舍，取名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做完这些，他高兴地写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大概到黄州之前，是这样的：
小白脸潇洒自在状。
到黄州之后，就这样了：
大黑面生计堪忧状。
《后赤壁赋》里曾经感叹：“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看起来生活并不富足，即使是在自己动手之后。
二
宋朝依据人口的多寡，将地方各县，分为五个等级。一个万户大县，县令月俸与团练副使一样，是二十贯。而最低一级（不满三千户）的县令，月俸只有十贯，县里的主簿与县尉，则只有六贯。
苏轼身为团练副使，已穷到需要亲手种地的地步。这些小县的县令、县尉们，又该如何活下去呢？
仁宗皇帝刚即位时，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他细心地注意到，地方小官老有贪污的毛病，便问宰相，莫非是俸禄太少，以至于不贪竟活不下去吗？（“岂禄薄不足自养邪？”）
当时身为宰相，月入五十万的王钦若，自己不饿就不管人家肚饥，他给少年皇帝解释说：
“俸虽薄，廉士固亦自守。”
首先承认小官俸禄确实不多。同时强调，做官最重要的是品行，为皇上办差，怎么能谈钱呢。这些没廉耻的家伙，只因坏透了肠子，倒不是填不饱肚子。
皇上一听，心里有谱了，不就是从严治党吗，办！
那个无意间被抓为反面典型的倒霉蛋，叫做郑宗谔，是个小小县尉，月俸六贯。因贪污被判死刑，侥幸遇赦，改判革职。皇上一时好奇，随口一问，被王钦若补了一刀。于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先被打了一顿脊杖，再在脸上刺字，然后发配到安州牢城去充军了。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水浒》里常见的“贼配军”。
你大概要问，县尉不是管治安的吗？与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宋史》记载，元丰三年（）五月，进士刘堂，就“如何有效剿匪”这一课题，向皇上进呈了一部《制盗十策》，皇上很高兴，特封其为萧县县尉，以示嘉奖。
你看，当个县尉进山剿匪，也得是进士出身才行呢。（北宋一朝，县尉皆由文官充任，小县不设主簿，便由县尉兼任。南宋初年，仗打得不可开交，才偶有用武官充任边境县尉的情况。）
一贯，是一千个钱。以米价折算，北宋一千钱，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一千二百块。六贯，就是七千二百块。
这样算起来，好像也不低了。
可惜实际到手的钱，却与这账目差着老大一截。
首先，宋代钱贯，有所谓“省陌”，官方规定，以七十七文为一百文，也就是说，一贯钱，实际只有七百七十个。
而发放俸禄时，往往还要打折，一贯钱，实际只给六百，或四百（京官给的多，外任给得少，仿佛是预设外任贪污更容易）。
这还没完，打完折所得到的数目，还只给三分之一现钱，剩下的就以各种物品折抵，什么两百优惠券满八千可用之类的。（北宋初年，州县官俸，一律只发东西不发钱。）
用来折抵俸禄的物品，官方定价又总是比市价高出数倍，明明是两百的优惠券，非要你写张一千的收条。
所以，当时的地方小官，不贪是真活不下去。
后来朝廷也屡发诏书，对地方小官常常领不到俸禄，偶然一贪，又不幸被抓为反面典型而表示同情，要求各地发放俸禄时，至少保证发三分之一现钱。你这全发优惠券，叫人怎么活？
三
也就是说，坊间流传的，宋朝官俸高到让知识分子“有钱花，随便花”的说法，只是后人的一种幻觉。
宋朝官俸，官阶超级高，则俸禄也超级高，比如一旦当上宰相，就肯定不止一个头衔，甚至还封有爵位，俸禄则一路叠加，这种情形，叫做锦上添花。而官阶非常低，则俸禄几乎忽略不计，比如有一个叫“进义副尉”的官职，月俸只有一贯，还三分之二是发优惠券，这种情形，叫做雪上加霜。
所以，就收入这一点来说，我想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幸福指数应该是差不多的。宋朝并没有特别的与众不同。毕竟你穿越过去，不一定就做宰相，也可能是候补的贼配军呢。
四
那么，宋朝知识分子的幸福，就只剩下一个“不杀”了。
以“不杀”为幸福，总不免让人瘆得慌。说明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自由，默认知识分子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的，偶然看见一个朝代居然不杀，便异常兴奋，有点久吸雾霾忽见蓝天的恍惚。
好吧，这些姑且不论，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宋朝到底杀还是不杀。
五
传说宋朝家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
徽宗时，有一位谏官任伯雨，曾上书劝徽宗赶紧从重处罚奸臣章惇，说：
伏望陛下躬揽之初，先正惇罪。虽用祖宗之意，不杀大臣，而流窜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断，以协公议，天下幸甚。（见《历代名臣奏议》。）
就是说，连处罚罪大恶极的奸臣，也只主张贬，而不主张杀，因为“祖宗之意，不杀大臣”。
《宋史·曹勋传》记载，当年徽宗皇帝被金国人抓去，曹勋随行。后来徽宗命曹勋逃回南边，传话给康王赵构，令其正式即位，扫清中原，来救自己。曹勋临行之时，徽宗传下一句祖训：
艺祖（即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后来曹勋顺利逃回，将话传给了康王赵构，也就是南宋第一任皇帝——高宗。从此，这条誓约就算是公开了。
南宋文人笔记，如王明清的《挥麈（zhǔ）录》，俞德邻的《佩韦斋辑闻》，以及署名陆游的《避暑漫抄》，都详细记载了誓约的内容。后世文人，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宋论》，对此更是乐于称道。
传到现在，则有袁腾飞老师说的，宋朝人只要读书就没有死罪，贪污也无罪释放。
总之是越传越邪乎。现在网上基本认定，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你想啊，朝廷除了按月给你大量发钱，就什么也不管你了，能不幸福吗？
六
从文献记载来看，宋朝确有“不杀大臣”的祖训。
不过“大臣”两个字，在古代有特别含义，指的是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之类的高级官员。并非念了两句书，考上进士，做了一个县令、县尉、团练副使什么的，就叫大臣了。
所以，“不杀大臣”与“不杀读书人”之间，不免有点小小误差。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宋朝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都有些什么样的非正常死法。
七
首先是为大臣们量身定做的一种死法——贬死。
“贬死”在《宋史》里是一个很常见的词。其意是指，大臣被贬到环境恶劣的偏远州郡，死在路上，或死在任所。
宋仁宗明道二年（），太后病重，大赦天下，明确提到“乾兴（真宗年号，年）以来，贬死者复官”。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又明确提到“取具贬死臣僚姓名，议加恩典”。说明“贬死”是官方承认的一种死法，而且人数不少。
举几个例子吧：
寇准，北宋名相。敢犯颜直谏，宋太宗将他比作魏征。深受信任，太宗晚年连择立太子这样的大事，都来咨询他。宋真宗时，做宰相。其时辽国南侵，群臣多主张迁都，寇准力主一战，最终在战胜的情况下，因真宗求和心切，与辽国订立了和平条约——澶渊之盟。晚年被贬死在岭南雷州。
曹利用，曾北入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南到岭外，平定岭南之叛。是一位功臣。官做到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后来被抄家，贬到房州。路上由一个宦官押送。走到襄阳，这宦官以言语羞辱他，且激且逼，意在让他自尽。曹利用素性刚强，受不得辱，自缢而死。《宋史》说他“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范祖禹，曾与司马光一同修撰《资治通鉴》，负责唐朝部分，前后共十五年。宋哲宗时，一面参与修撰《神宗实录》，一面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苏轼说他的讲课水准，是当时讲官第一。后来因为反对新政，被人举报，说他修撰的《神宗实录》里有诋毁神宗的话。于是在短时间内，一贬再贬，先贬到湖南永州，又改到岭南贺州，再改到宾州、化州。老先生经不住折腾，死在路上。
吕大防，宋哲宗时，任宰相。是《神宗实录》的负责人。同样因为反对新政，被人举报所修《实录》诋毁先帝，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循州，死在路上。
上面所举的是一些古今知名的贤臣。不那么知名而被贬死的，还有很多很多。另外，奸臣如章惇、蔡确、蔡京，也同样被贬到了岭南，或死在路上，或死在任所。
这是北宋一朝的贬死，南宋的贬死规模也很可观，限于篇幅，不再多举。
许多人说起宋朝不杀士大夫，往往会强调那时犯罪也只不过是贬官，语气里仿佛说贬官只是小意思。殊不知，风霜瘴疠也可以杀人。就像上面任伯雨说的，这个章惇罪大恶极，虽然祖宗家法不杀大臣，但贬死他也是一样的啊。
当时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就是岭南，也就是今天的两广。假如你生活在宋朝，收到通知说朝廷要公费派你到广州深圳或者东莞去玩一玩，你就知道，这是有人想要弄死你了。
八
神宗熙宁八年（），发生了一件“李逢谋反案”，牵连甚众。
这件案子，说起来，有些荒唐。
几个被坐实谋反大罪的人，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不过是关起门来看了几本禁书而已。
在宋朝，天文星象、图谶、兵法（《孙子》《吴子》等古典兵法除外），都属于禁书，不许私藏偷学。古人相信天象的变化，与国运直接相关，假如你掌握了星象规律，无异于知道了国家在什么时候会出乱子，然后就可以趁势造反了。图谶则是一种对国运做出预言的书。兵法就不用说了，你偷学打仗，不就是为了造反吗？
李逢出身仕宦之家，曾做过一任余姚县主簿。他就很喜欢看一些这样的书。很不幸，被一个叫朱唐的人给举报了。起初官府不肯立案，说是小民诬告，妄图得赏。后来越查越有眉目，就把他抓起来，细细查问。最后问出一个重量级人物——赵世居。
赵世居是太祖曾孙，也喜欢看这些书，与李逢来往甚密，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朝廷派人到赵世居家里抄检，搜出一些《星辰行度图》《攻守图术》之类的书籍，还有一柄名为“钑（sà）龙刀”的宝刀，谋反大罪，就此坐实。
于是将人抓到御史台，派官员好好查。首先是查看搜到的所有书信，凡是与赵世居来往亲密的人，一律抓起来。
办案官员将书信一封封看下去，看得两眼发懵，上书说：这些书信都是寻常往还信件，与他来往亲密的人非常之多，真的要全部抓起来吗？皇上一想，也觉得似有不妥，遂又降诏，凡是与案情有关的就抓起来。
最后的处罚是：
赵世居，赐死。子孙从宗室中除名，交由开封府监禁。妻、女、儿媳、孙女，一律罚为尼姑。
李逢，凌迟处死。李逢之妻因为早已与他断绝关系，减罪一等，罚为尼姑。其子女罚为官奴。正在做官的一个叔叔，一个哥哥，三个侄子，全部免官。其中，哥哥与一个侄子被流放。
翰林祗（zhī）候刘育，凌迟处死。刘育之妻、子，发配到广南，给军士为奴。
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凌迟处死。徐革之妻、子、女、弟，一律罚为官奴，叔叔被流放。
根据《宋史·刑法志》，宋朝的凌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千刀万剐，而是先砍断四肢，再割断喉咙。
除了凌迟，还有些受牵连的人，被处以腰斩。
试将作监主簿张靖，腰斩。
进士李侗，腰斩。
武举进士郝士宣，腰斩。（武举也要考策问，要求精通兵法——这是奉旨学习，所以也是知识分子。）
还有被判绞刑的。
提举崇福宫、兵部员外郎、直昭文馆傅尧俞，因为在做徐州太守时，有人来告李逢谋反，他没有立案，被判处绞刑。后来遇赦，侥幸减死一等。
此外，还有自杀的。
起初有人举报李逢谋反，本路提点刑狱王庭筠，做了一番调查，说并无造反行迹，只是“语涉指斥”“妄说休咎”，处以流放即可。后来李逢等人到底被坐实了谋反大罪，办案官员将王庭筠也一并控告了。这位提刑官，为了避免身遭极刑，只好自缢而死。
九
李逢谋反案，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个冤案。李逢与赵世居，只是看了几本禁书，其他什么也没干。他们所看的禁书中，那本《攻守图术》，还是宋仁宗写的，内容上自然没有什么忌讳，只是依据国法，他们不准看。
这案子的真正起因，是吕惠卿想要整死王安石。
当时有个叫李士宁的方士，以导气养生之术，游谈于公卿之间，自称已有三百岁，能预知他人祸福，与王安石、赵世居等人，交往甚密。
这李士宁先从别处得了一把“钑（sà）龙刀”，又将这刀赠给赵世居，还赠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后来谋反事发，有人说这是反诗，查来查去，尴尬地发现，这两句诗是仁宗皇帝作的，原是写给大臣的挽词。
吕惠卿的算盘是，坐实赵世居谋反，引出李士宁，再牵连到王安石。
无奈王安石虽一时失势，毕竟深得神宗皇帝信赖。当时神宗要治李士宁死罪。王安石知道，一旦李士宁被坐实谋反罪，自己便脱不了干系，于是与皇上当面力争。最终李士宁仅得到流放的惩罚。举报李士宁诱使赵世居谋反的人，反而有罪了。
这故事说明，想杀读书人的，不一定是皇帝，很多时候，是另一帮读书人。
十
当年袁腾飞老师讲说宋朝诸般好处，说只要读书就没有死罪，即使贪污也无罪释放。这是宋朝皇帝所不能认同的。
贪污在宋朝是一项重罪，一旦查实，通常都是死刑。而且不用贪得特别多，就足以构成死刑。
比如，太平兴国三年（），著作佐郎卢佩，仅仅贪污一百九十贯，就被斩首示众了。你可还记得，《水浒传》里，林冲买一把刀就花了一千贯。
每当有重大喜庆，大赦天下，诏书往往还特别强调，谋反、杀人，以及贪污者，不赦。（详见《宋史》诸帝本纪。）
所以，整个宋朝，因贪污而被杀掉的读书人，非常之多，太祖太宗两朝尤其多。
举例如下——
太祖一朝（见《宋史·太祖本纪》）：
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殿直成徳钧，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太宗一朝（见《宋史·太宗本纪》）：
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劵，弃市。
监海门戍、殿直武裕，坐奸赃，弃市。
监察御史张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钱籴粜，弃市。
殿前承旨王著，坐监资州兵为奸赃，弃市。
监察御史祖吉，坐知晋州日为奸赃，弃市。
弃市，就是菜市口斩首示众。
惩治贪污，除弃市以外，还有别的刑罚，比如绞死与杖死。
宋朝法令，贪污金额达到三十五匹绢帛的价值，就要判绞刑。（有一时期，满十五匹就判绞刑。北宋一匹绢帛的平均估价，约是一千三百钱。三十五匹绢帛，以米价折算成人民币，约是五万五千块。这被杀的，都是清官呐。）
太平兴国三年（），侍御史赵承嗣，负责到郑州征收商业税，“隐没官钱巨万”，被人告发，按照法令应判绞刑。皇上觉得不解恨，特批弃市。一起被判弃市的，还有七个小吏。——这故事说明，宋朝判刑轻重，有时候是看心情的。
太平兴国五年（），阳武县令张希求，贪污官钱二百三十四贯，直接杖死。（二百三十四贯，约合人民币二十多万，不足宰相半个月的工资。）
十一
两宋之际，与金国打仗，朝廷经常被搞得下不来台，这时候就有许多缸，需要有人去顶。
徽宗时，有个辽国人马植，来向宋朝献灭辽之策。策略是，遣使从山东出海，到辽东去与金国结盟，合力灭辽，以便收回五代时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徽宗大喜，赐以国姓赵，改名良嗣，就以他为使臣，出使金国。
此后在整个灭辽过程中，赵良嗣一直是使臣，往返六七次，竭心尽力。在金国不愿归还燕州时，据理力争。金国提出，土地归宋，赋税归金，赵良嗣不允。金国又提出，只收取六分之一赋税，赵良嗣还是不允。最后金国只好如约归还燕州。
朝廷很欢喜，给他一路升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延康殿学士、提举上清宫、光禄大夫。
之后不久，金国叛将张觉以平州归降宋朝（张觉原是辽将，先降金，又降宋）。赵良嗣说如果接纳张觉，便是背信弃义，必然得罪金国，将遗患无穷。而朝议以为，土地多一点是一点，欣然接纳了张觉。
赵良嗣主张平州不属于宋，是做了辽奸又要做宋奸，直接被降官五级，发配到郴州。
最后我们都知道，金国一怒之下，把宋朝打了个稀里哗啦。
朝臣一想，这一切祸患，都发端于赵良嗣一人，于是派人到郴州，去将赵良嗣枭首了。
同时，降将张觉也被枭首，人头送往金国。张觉被杀，所有辽国降将，见之心寒，宋朝北方防线，瞬间瓦解。
后来，北宋就亡了。
到了南宋，被拿来顶缸的，则有著名例子张邦昌。坊间传说，两宋三百余年，一共只杀了张邦昌与岳飞两个人。
张邦昌，钦宗时官至宰相。在金兵围困汴京时，曾与康王赵构一同作为人质，入金营议和。
后来汴京城破，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抓。金国要在宋朝原有领土上，另建一个国家，让宋朝百官自己选一个人，来当这个皇帝，前提是不能选赵家人。
最后公推张邦昌来顶这个缸。于是张邦昌被金国册立为皇帝，国号大楚。
金国退兵后，张邦昌便主动退位，将皇位还给了康王赵构。赵构即位后，任命李纲为丞相。李纲坚持说张邦昌犯的是僭逆大罪，非杀不可。
起初高宗赵构还不忍杀他，只是将他贬到长沙。后来金国人看到宋朝居然这么容易就复国了，只好再次起兵南下。高宗慌了，匆匆南逃，顺便传令将张邦昌赐死。
张邦昌收到赐死诏书，怆然徘徊，不忍自尽。无奈传令人再三逼促，只得郁郁登楼，自缢而死。
十二
北宋在将亡未亡之际，有所谓“六贼”，即蔡京、王黼（fǔ）、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miǎn）六人。据说宋朝之所以闹到这步田地，都是这六人惹的祸。所以，钦宗一即位，便将六人逐一处决了。
朱勔以花石纲得宠，属于小人得志。童贯、梁师成、李彦，官虽做得大，却都是阉人，算不得知识分子。（童贯官至太师，爵封郡王；梁师成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后又进封少保；李彦则官至检校太傅。其中梁师成自称苏轼庶子，颇以翰墨为己任，且曾混得一个进士出身，但史书说他“实不能文”。）
蔡京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在做太师之前，还曾做过翰林学士兼侍读，主修国史，其书法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另三人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而王黼在做宰相之前，也同样做过翰林学士兼侍读。这两位算得标准知识分子了。
蔡京是被贬死的，遭贬之时，已经八十岁，死在了路上。大概皇上不大解恨，追杀了他两个儿子。——其长子蔡攸，官至少师，封英国公；次子蔡翛（xiāo），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讲，加封大学士，提举醴泉观。因父亲势败，先被贬到远恶州郡，不久朝廷又派人追至任所，将二人斩杀了。（蔡京的其他儿子，除一人做了驸马，没被流放以外，其余都被发配到远恶州郡了。）
王黼曾企图废掉钦宗的太子之位。后来钦宗即位，自然与他不合。他想进宫向新君道贺，宫门卫士直接一把拦住，说皇上有旨，不想见你。再后来，金兵将至汴京，他便私自携妻、子出逃。钦宗将其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李纲等大臣认为，这样的人，还留着做什么。于是派武士追上去，将他杀死在一个乡民家里。钦宗觉得自己刚即位就杀大臣，有点不好意思，对外只说是被强盗杀了。
十三
奸臣杀完了，该杀功臣了。宋朝功臣被杀，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岳飞。
岳飞虽是武将，而诗词书法俱佳，是个文武全才。其故事，不必细说。其死法，是在狱中被枭首。其罪名，则是曾经说过一句，自己与太祖都是三十岁时封节度使，这叫做“指斥乘舆”。其子岳云，史书说是赐死，实际是在菜市口被斩首的（弃市）。
枭首是弃市与腰斩的威力加强版。弃市与腰斩，是砍完就算了。枭首则还要把头拎去给人看一看，以示不老实就是这下场。这种死法多是用在小民身上。官员被枭首的比较少。
北宋打不过金国，就杀了一串奸臣。南宋打得过金国了，就把那打金国的杀掉。这怎么能说是“不杀大臣”呢。
十四
宋朝家法，除“不杀大臣”外，还有半句是“不杀言事官”。今人常有被删帖的烦恼，听见这半句，以为宋朝言论环境远胜于今。其实，“言者无罪”这种话，哪朝哪代，都不能当真的。宋朝言官，对此颇有体会。
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被任命为言官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才能把官辞掉。因为言官负责舆论导向，而通常只有当皇上与大臣产生利益冲突，或朝廷与百姓产生利益冲突时，才需要他们发言，说话稍一不慎，就要祸及满门。不做好死全家的心理准备，是不方便接这个差的。
刘安世跟老母说，“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辞，当可免”。结果老母劝他应该“捐身以报国恩”。——当个官，搞得跟上刑场似的。史书对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表示了赞扬。
同为言官的邹浩，得到任命时，第一反应也是想要辞掉（“恐贻亲忧，欲固辞”）。他向老母表达了这一想法。老母答说，我儿能报国恩，无愧于公论，留清名于世间，身死又有何恨。史书对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也表示了赞扬。
王安石刚出道时，文章好，名声也好，欧阳修便推荐他做言官。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赶紧辞掉。“以祖母年高辞。”奶奶年纪大了，怕吓着老人家，所以不能做言官。史书对这种怕死的精神，并没有表示谴责。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古人不像今人那么天真。言官是个高危职业，乃是一种常识，即便是在声称“不杀言事官”的宋朝。
刘安世当上言官后，对皇上与满朝大臣来说，基本上是个豌豆射手，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流放岭南的惩罚，后半生一直处于流放状态，周游了当时所有远恶之地，并且大臣两度派人去追杀他。好在他运气与身子骨都还可以，无惧追杀与瘴疠，顽强的活到七十八岁才死。
邹浩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两度遭贬岭南，惹了一身瘴疾，很快就病死了，得年五十二。
十五
哲宗绍圣四年（）闰二月，张天悦上书言事。皇上看了大怒，发下一道圣旨，说张天悦所上书，“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让开封府好好审问。最后查出张天悦除了“诋讪先帝，情不可恕”以外，还私藏了一本《景祐福应太一集要》（不知是什么书，看题目，大概与阴阳五行有关，也属禁书一类）。于是张天悦被处死。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编年备要》说：“自是妄言者，莫不诛死。”
次年又发生了一件“胡洁己毁谤指斥案”（他说皇上“外信奸回，内耽女宠”，其言“多讪时政”）。大臣们有的要治他死罪，有的为他求情。但史书说，这案子最后不知是如何了结的。根据《编年备要》的说法，大概也处死了吧。
这一时期，举报他人讪谤，是有赏的。大臣曾劝皇上取消奖励，免得官府天天要抓人去砍。皇上则说，既然举报的是实情，岂能不赏。
《宋史·刑法志》说，神宗朝以前，即便十恶重罪，也不曾用过凌迟、腰斩这种极刑，而神宗朝之后，则往往以“口语狂悖”之罪，将人处以凌迟、腰斩了。
南宋初年，秦桧当政，曾大兴文字狱。不但上书言事者，多被贬死、弃市，连平常书信、诗文、家传著作，甚至亭台匾额，偶有一字半句犯忌，也往往被贬死，或直接处死。（《宋史·秦桧传》说，秦桧当政的十九年间，“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罪名“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十六
前面说起过，宋朝不允许民间私习天文术数。
太祖太宗两朝，曾下诏让各州将所有懂天文术数的人，全都抓起来送到京师，“敢藏匿者，弃市”，告发者，赏钱三十万。相关书籍，也要全部上交官府，敢私藏的话，你懂的。
有一个叫宋惟忠的人，就被自己亲弟弟宋惟吉告发了，最后以“私习天文”罪，弃市。
像诸葛亮这样的，要是生在宋朝，分分钟就被诸葛均给告发了。
后来一共抓了三百五十一人，其中六十八人被选出来供职于司天台，其余都在脸上刺字，流放海岛。（宋朝的流放海岛，通常是流放到登州沙门岛。此岛位于渤海海峡中，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的长山岛。宋朝在这个岛上建了一座监狱，可以容纳三百人。每年源源不断有犯人往里面送，却没有轻易将监狱填满，原因是“至者多死”。当然，犯人无限往里面送，还是会填满的，多余的人应该送往哪里呢？有官员上书说，岭南春州，瘴疠之地，犯人流放至此，十死八九，希望朝廷不要再将犯人流放到这种地方。朝廷一看，很好，原本该流放到沙门岛的人，也可以去春州嘛。这说明，“流放海岛”并不是放你一马的意思。）
十七
宋朝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的情形，大致如上。限于篇幅，每种情形只能撷取二三实例加以概述，无法尽数罗列。
总结起来，上到凌迟，下到自杀，死法多种多样，可以说超过十种，也可以说不足十种，取决于怎样归类。如果笼统地数过去：
自杀。贬死。追杀。赐死。绞杀。杖杀。弃市。腰斩。枭首。凌迟。
则正好十种。
要而言之，生活在宋朝，除了谋反以及看起来想谋反会被杀以外，贪污会被杀，话多会被杀，小官会被杀，大官会被杀，奸臣会被杀，功臣也会被杀，乱写书会被杀，乱翻书也会被杀，甚而至于，会因朋友被杀而被杀。
那并不是一个皇上只负责发钱的朝代。
十八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幸福这件事。
就像前面说过的，以“不杀”为幸福，总不免让人瘆得慌。
事实上，宋朝的相对不杀，完全依赖于皇帝的宽和性格，而不是一个优越的制度。对知识分子来说，这只是幸运，不是幸福。知识分子真正的幸福，在于可以自由地思考。不杀只是底线，不是上限。
以“不杀”为幸福，那讨论的不是活得好不好，而是苟活得好不好。
宋朝在思想文化上，一直比较小家子气，而且越来越小家子气（这个问题，可以另文详述）。生活在这一时期，而感到幸福的人，一定是思维上没有什么追求的人。
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
他大概是不幸福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