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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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际”[2]－。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作，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①。作者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书中有关宋代的论述不无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君子时代”；宋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其“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乏同调。浏览网络，“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者，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3]，又有《梦回宋朝》[4]的著作印行。《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5]、当寡妇也很幸福。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无权干预。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完美吗？
二“没有‘量’，怎么‘计’”
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6]1；北宋有“美元的人均GDP”[7]。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美元－美元[8]20。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承明认为：“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9]“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10]彭泽益“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11]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的这句话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笑话。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断言：“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万顷左右。”[12]《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13]6。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万平方公里，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1/3。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万顷”，南宋时期“当在万顷上下浮动”[14]。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15]。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16]。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者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年我国粮食总产为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14]－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经济史家赵冈有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年，又降到了总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8]18。再如作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然而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17]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以及其它一些零星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发生了一场燃料革命，并以此作为宋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要依据之一[18]－。然而我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严氏列举出若干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后学：“不要忽视反面证据。”[19]28－30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17]77恰恰表明，南宋都城临安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无煤可用，以致薪柴十分紧张。笔者当年虽然有所保留，毕竟大致相信了宫崎之说。近年读到严氏之书，才恍然大悟，宋代普遍用煤的结论是靠不住的。
三“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广大民众的苦难时代。清人赵翼的论断常常被引用：“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20]，赵氏之说未必很准确。《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认定：宋朝是“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像宋朝的农民那样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是绝无仅有的”。其主要依据是唐诗和宋诗，“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诗人描写农民的诗歌就知道了”，唐诗“描写的却是农民的苦难史。而宋朝的诗歌里，记录的却是农民的欢歌笑语声”。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21]中就有宋代农民欢乐说的大量反证。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农民苦难生活的名篇。足见，宋朝人并没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运和幸福，而是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笔者无意因此认为宋代农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农民的生活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程度毕竟有限，不宜渲染过分。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22]9诗句难免夸张，但宋代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应当是事实。
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21]刘攽说得更直白：“官家不爱农。”这些话笼统了些，对宋代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应作具体分析。客观地说，宋朝统治者不可能一味“杀鸡取卵”，确实采取了若干“养鸡生蛋”的惠农措施，以便培育税源，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但《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的认识与刘攽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作者断言：“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21]19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农民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23]卷36。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24]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25]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26]卷4宋代佃农、自耕农分别负担哪些租税以及负担如何沉重，学界论述不少，这里不必重复。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27]卷4，宋代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四“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史?食货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13]南宋遗民周密《武林旧事》云：“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并发出了怀旧的感叹：“民生何其幸欤！”[28]96或许正是依据有关史料，《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官府“保护”、“帮助”人民。此说又被引申为：“如果你是一个宋朝人，从你被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你出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会得到宋朝国家福利政策照顾。”并赞叹：“伟大的宋朝福利，可以与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断定：“宋朝街上没有乞丐，因为乞丐都被政府收养了。”[16]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除上述居养院等机构而外，还有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为平民提供低价药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的病囚院，等等。当时，生、老、病、死等社会民生问题相当严峻，宋朝为缓解这些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无疑应当受到历史的肯定。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25]，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第二，规模小。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祐年间(－)增设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人为定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29]卷43。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于市井，而不逮山谷”[30]卷92。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31]食货68之。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32]卷上。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提供廉价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33]。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34]卷13。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35]－。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36]卷5。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转杀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24]一语。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37]。宣和年间(－5)，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者众”[38]。嘉定二年()冬，“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39]。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中祥符元年()，为迎接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外”[33]。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丐者之长曰团头”[40]。
五“生男则喜，生女则戚”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观点是：宋代贞节观念骤然增长，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笔者试图对此作些订正，认为：“宋代仅仅处于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之中，并非这一过程的转折点。”[41]《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断言“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并否认宋代礼教及男尊女卑的存在。宋代果真没有男尊女卑，只有男欢女爱吗？以下三点应当指出。
第一，不能仅以个别人物为例。杨门女将、杜十娘系小说、戏曲中人，不足为据。且按照冯梦龙在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时间定位，此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与宋代无干。作者提到的李清照、朱淑真，就其个人生活而论，幸福指数只怕都不高。即便是先由良而倡，后从良做妾的才女聂胜琼，虽然有一首情真意切的艳词《鹧鸪天》传世，并留下了一段故事性极强的爱恋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似乎也谈不上尊严和幸福。苏轼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的幸福指数要高些，有《江城子》为证。但只怕也不能仅凭一首《江城子》就得出这样的推论：“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何况不能仅以王弗等中上阶层妇女为例，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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