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秋雨连绵每周历史文摘第四期

要求：认真阅读，做好阅读笔记，并写字左右的读后感。

一、答疑解惑

1、问：公元前年周平王迁都到洛，我记得以前学习历史的时候一直是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我们现在跟学生说洛好呢还是洛邑更好些？

答：《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

《洛诰》：“周公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

称洛或洛邑，都可以。周人就一并用，都不错。——马执斌

2、问：贵室编写的初级中学第一册历史教科书其中第4课有姜尚其名，而史记清楚地记载是吕尚不知为何？

答：司马迁《史记》上说：“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索隐谯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可见，称姜姓、称吕姓，都可以。古人既有称其姓姜的，又有称其姓吕的。现在学术界也是如此。王宇信《西周》上说：“太公望名姜尚，字子牙，又叫姜子牙……因姜尚的祖先被封于吕地，所以又称他为吕尚。”《中国历史辞典》第页，“吕尚，即姜尚，姜太公，见姜尚条。”其主要事迹是在“姜尚”词条下讲述的。——马执斌

3、问：在现代汉语中，“夫”、“差”两字都是多音字。那么，当“夫差”作为吴王的名字这一专有名词时到底该怎样读呢？

答：《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十八　定公下解释：“夫差，阖庐嗣子。夫，音扶。”可见，“夫差”之“夫”，应读“fú”。“差”字，查多种书都未解释，可见一般我们读“chāi”是大

家认可的。记得田汉写的历史剧《胆剑篇》，人艺上演时，就是称吴王夫差为“fúchāi”。

——马执斌

4、问：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生产力显著提高，重要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出现，请问这一时期铁犁出现了吗？

答：春秋时期铁农具出现。如年湖南长沙出土一件铁臿，但当时还没有铁犁。进入战国时期，铁犁铧出现。如河南辉县出土一件铁犁铧。到战国中后期，河北、山西、山东都有铁犁铧出土。陕西临潼还发现两件秦国铁犁。——马执斌

选文一本文节选自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

第一章青铜时代的中国人（先秦）5、五个想当老大的男人

管夷吾相齐

周王室东迁之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再朝觐和纳贡。到了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的时候，郑国的郑庄公不服，不去朝觐，于是周桓王带领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结果郑国部队力挫联军，周桓王战败，最惨的是他还被郑国大将一箭射中肩膀。小弟造反不能惩治，反而被修理了一顿，老大的威信自然一落千丈。从此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诸侯不再把他

当回事了。稍后，各路诸侯纷纷崛起，为了夺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第一个起来称霸的是齐桓公。公元七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管仲又名夷吾，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打仗的时候人家都是往前冲，只有他往后跑，他总是以家有老母自己又是独生子为借口，对自己的逃兵行为进行解释。就连跟朋友一起做买卖，他也老算计人家。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务实

的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可以限制他。

管仲尤其反感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他在相齐的时候，有一句特别精彩的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很有现实意义。用我们的话讲，你得先抓物质文明，然后再抓精神文明。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必然是相辅相成的。相反物质越富裕的地方，精神文明程度也就越高。齐国秉承着管仲的务实精神，加上地理位置良好，背靠大海，尽享渔盐之利，齐国很快就做大，成为诸侯

各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齐桓公甚至建立起一支多达人的常备军，按照以前的规定，诸侯国的军队规模不能超过人，而周天子自己的部队规模也不过才有人。所以可想而知，其他国家哪里是齐国的对手，但是齐国要

想对外扩张，也不能师出无名，所以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尊王攘夷”。

当时中原各国处在混战状况，觊觎中原已久的少数民族政权蛮、夷、狄、戎勾结起来，对华夏文明构成严重威胁。史书记载当时是“蛮夷与戎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华夏文明，命悬一线！当时的华夏文明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汉族的定居方式已经确立下来，农耕文明达到一定水平，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文字语言，这些都是蛮、夷、狄、戎所不具备的，如果这个时候华夏文明遭到灭绝，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谁能够站出来保卫华夏文明，谁就是保卫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保卫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卫了当时中原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族的发型

管仲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使得齐国一下子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齐桓公出动大军先是打退了山戎对邢、卫两国的侵扰，救邢存卫，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其后，面对楚国南蛮的北向扩张，

齐国再度出兵会合中原国家的军队共同伐楚，解除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公元前年，齐桓公葵丘会盟，周天子都派人来参加这个会盟，承认他的地位，使他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公认的第一

个霸主，齐国也正式成为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后来的孔子孔圣人，充满深情地讲：“管子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我们老百姓到今天都受到管仲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就要被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同化了。披发左衽是少数民族的服饰发式特点，披发就是披着头发，重环垂耳；左衽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是左边压右边。中原汉族人穿衣服是右边压左边，其实哪边压哪边都无所谓，但在中国古代，这个服装发型要一变，就意味礼制的崩坏，意味着国家要灭亡，道统要灭绝。这就是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的原因。

比如明末满人入关之后，发了一道剃发令，让汉族人改学满族人发型，一律削发留辫子，很多人不愿意，于是就遭到清兵的强迫镇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虾和熊掌不能兼得。即使这样，江阴城为了抵制剃发令，为了留发，抵抗了八十多天，全城被清军杀得尸横遍野。有对联为证：“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声赴死，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今天看来这件事有点过于荒诞，六万人同声

赴死，就为了这个发型。

以前的中国人一向把这个事看得特别重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不能乱动。年纪小的时候还可以剃头，冠礼成年之后头发就不能剃了，要蓄发蓄须，直到临终。所以崇祯皇帝在煤山殉国的时候，无颜

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以发覆面，头发散开才能拖到腰部那么长。如果没有管仲尊王攘夷，力保中原的话，当时的中原就被少数民族给同化了，发型一换，就轮不到后面这些事了。

周昭王喂鱼

继齐桓公称霸之后，晋文公和楚庄王陆续崛起。齐桓、晋文称公，因为齐国和晋国都是侯爵国，这个公不是它的封爵，而是尊称。楚庄称王是因为楚国乃子爵国，是南蛮少数民族政权，西周中期才被天子册封的。楚国国君嫌地位低，所以干脆自称为王，跟天子平起平坐。当时的天子周昭王不高兴了，亲自去楚国讨个说法。楚国人听说天子要来，准备了一艘船迎接他，周昭王特别高兴，以为楚国人害怕了，知道自己做错了。谁想到是因为楚国蛮人嫌周人扰民，设计用胶水粘的船身，昭王一上船才开了没多久就散架了，

周天子一众人全部落水葬身鱼腹。可见这个楚国的南蛮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民族。

周天子的南征失败导致整个东周的神话破灭，王朝由盛转衰。到了春秋晚期的时候，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竞相称霸。吴越两国在长江流域，吴国的都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越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绍兴。那个

时候，江南就已经开始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陆续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在历史上被统称为春秋五霸，个个牛叉。

选文二本文节选自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第二章城市跟你说·国家与城市

······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國、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國，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第二章城市跟你说·大屋顶

城市好吗？难讲。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2]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我们民族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第二章城市跟你说·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

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

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自由是城市的特质。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

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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