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军
摘自/《钟山风雨》年第05期
很多人对老祖宗的故事都极其有兴趣，学校里的历史课往往都听得很带劲，但课本里的东西经过编撰后变得时常了无生趣，而书店里的历史书多数都非常严肃。后来有位叫袁腾飞的老师，讲的倒是十分有趣。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位可爱可亲的历史老师叫做顾颉刚，他的课很多人都爱听。但现在的年轻读者却无从认识他的大名。
顾颉刚出身于书香门第——顾家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他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藏书共计余册，其中线装书约部。
顾先生一生兢兢业业，为国民教育事业很有贡献。他是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侯仁之、白寿彝、胡厚宣、王钟翰、徐文珊、张维华、冯家昇、朱士嘉、郑德坤、王树民、胡道静、程应镠、刘起釪、方诗铭、黄永年等史学名家共同的老师；
他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届人文组院士还有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陈寅恪、陈垣、梁思成、郭沫若等27人。
年，毛泽东提议点校《资治通鉴》，钦点他参加“标点《通鉴》小组”，他是总校对。
年，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他受命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
年4月8日，李克强总理为他的“古史层累说”做新解：“顾颉刚提出了一个‘古史层累说’，其实正面理解应当说，每代人都有积累、有发展、有丰富。如果后人累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当代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那我们何乐而不接受呢？”
有人问，这么一位老师，想必讲课十分古板无趣吧。恰恰相反，顾颉刚的历史课，学生都争抢着去上。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他认为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
他被誉为民国最好的历史老师，年，顾颉刚与他的同乡挚友、史学家王伯祥开始合编《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由于此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被南京教育部认为有损国本，故而在年被查禁。后来此书的部分内容与他在年为孔德学校编写的《国史讲话》合并重排，换名《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
顾颉刚（~年），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先后在厦门、中山、燕京、北大等18所高校任教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创办朴社、民俗学会、风谣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通俗读物编刊社等，主编《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责善》《文史杂志》等。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一生笔耕不辍，留有文字约万字。撰写或主编的重要著作包括《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史林杂识（初编）》《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等。
顾先生学问人品兼优，其师胡适先生赞其推动了中国史学界的革命，其友傅斯年先生誉其为中国史学界的王者，当代大家余英时先生称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并对其“性情之厚和识量之弘”十分心仪。对一般读者而言，顾先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繁冗的研究工作之余，他愿意放下大学者的身段，认真编写通俗易懂的历史与民俗普及读物。
“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只因历史教师的不善阐扬，遂使这门学问成了许多学校中一致的敷衍塞责的功课。我们若能改它过来，使得学生感觉到四围的事物都是历史的材料，都可以取来作历史的研究，那么，不但这门学问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人生与社会也得到很大的实益了。”
“我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希罕登大雅之堂。”
——顾颉刚
顾颉刚上课记
顾颉刚虽擅写文章，却天妒英才，有点口吃，且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一般学生不易听懂。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当年听过顾颉刚、钱穆讲课的杨向奎也说：“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虽然顾颉刚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天下竟也有如此上课的伟人？简直太让人惊讶了。
顾颉刚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北京大学毕业。著作等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年辞世。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从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年，共出了七册，汇编篇文章，计万字，是史学界一大盛事。《古史辨》的出版，正式奠定了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在从北大毕业后不到6年的时间里，顾颉刚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助教一下子擢升为研究教授，成了史学界一颗最闪亮的新星，这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
顾颉刚上课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他认为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他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他的目的就是要学生鸡蛋里挑骨头。顾颉刚认为有的事可大题小做，但做学问要小题大做。他的学生徐文珊回忆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
谭其骧与顾颉刚之间有一段书信争辩，早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对比今日校园之师生关系，何日会再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貌。年，谭其骧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选读顾颉刚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颉刚在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但谭其骧不同意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十二州应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
这本是口头一说，不料顾颉刚却鼓励他写成文字。谭其骧回去后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写成一封信交给顾颉刚。顾颉刚第二天就给谭其骧回了信，篇幅长达六七千字，结论是：赞成他的三点看法，不赞成的看法也是三点。六天之后，谭其骧又就顾颉刚所不赞成自己的三点，继续提出论据申述。隔了10多天，顾颉刚再次回信，这次的结果是：同意一点，反对两点。不久，顾颉刚将这两来两往的书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作为这门课讲义的一部分分发给上课的同学。在附说中，顾颉刚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的了！”其时，顾颉刚已是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而谭其骧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
顾颉刚爱才惜才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课选修的人少，他就让学生到家中上课，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的图书资料。在北京时，他家里有五间大屋都摆着书，最多时有五六万册，全部对学生开放。碰到学生提问，他就从架上抽下一本讲解，由于对各类书烂熟于心，想要什么书他随时都能找到，这一功夫令学生叹为观止。顾颉刚不仅把自己的资料对学生公开，治学方法也毫不保留。顾颉刚要算同时代教授中编辑出版物最多的人之一了，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在他班上的学员，他往往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以后，亲加修改，水平较差的文章，他不辞辛苦为之补充润饰成篇，仍用其本人名义，为之刊登。”（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在广州中大时，他就一直利用办刊物出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掖扶持，“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辞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因此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培养了一批学人，班上一个很喜欢打扮的女生在他的指导下居然也走上了研究之路，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离开中大时，学生们都依依不舍，有一个学生干脆就跟着他北上了。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偶尔也给北大上课。元旦过后，顾颉刚拟出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致北京大学选课同学书》，如是说道：“我每次进城上课，坐在车里，常常想到北大的学风，真不禁心痛。北大，全国看作最高学府的。北大同学自己，更是高呼‘北大有光荣的历史’的。实在说起来，可纪念的只有一次五四运动，此外有什么呢？”“蔡先生受了政府的嫉忌，逼得他不能常居北京。失去了领导的人，其余诸人呢，争名望，争地盘，造党派，相倾轧，于是有些小成就的北大从此堕落了！堕落得只存光荣的‘历史’了！唉，北大的光荣仿佛只是一场春梦。”
前述是顾先生在为大学生讲课。那么，走出象牙塔之后他又是如何上课的呢？依我看，仍不失学者风范，拳拳报国、北京白殿疯医院挂号白癜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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