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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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读历史的一点辩护
有人说历史这种东西没用，因为不是科学。但生活也不可能只有科学，如果将科学定位为一种不断证伪的方法，那每个科学理论也只有暂时性，不会千古不变，面对一个个批评也难说就是颠扑不破。
前一阵读了东野圭吾的《恶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小说与历史的差别，让我更加倾心于历史著作。说来惭愧，黄仁宇的这本书大三的时候就看过封面，随后就没看。这种经典著作的涉猎，非静心为之不可。写作也是这样，如果烦躁，恐怕很难潜心遣词造句。
由此可见，写作也是一种修身养性。读史更像一种与过去的对话，和他们聊聊天。这个聊天完全没有负担，可以挑着聊，也可以换个人聊天。甚至当着他的面做各种批注。
《资治通鉴》被人喻为帝王之书，很多人明着读，偷着读。领导们希望手下的小兵做一块砖，而不想小兵“早熟”，看透他们的伎俩，甚至有的领导说读这种浪费时间，这种“无用之论”实在令人不快。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读了十几遍，也曾经批评《水浒》，但他一直把这两本书放在身边，晚年还曾推荐给张玉凤阅读，认为四大名著应当首先读《水浒》。这种书虽然不能增加人的技术，却可以增强人的软实力并使谈吐更加儒雅。
二、人力若不能扳正则构成天命？
资治通鉴最近读到了南朝刘宋，速度变慢。残碎的江山，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物所迷惑。历史教材写到这一部分也是草草带过，不阅读原典，也不涉猎这一段的野史小说或者电视剧，恐怕不知道有哪些人物。历史教材的视角似乎从前秦苻坚的淝水之战飞过，然后说“北方陷入混乱”。东晋的灭亡也可能只会说司马德文被刘裕毒死，开启了刘宋，也仅仅是齐、梁、陈，最终被隋朝统一。
可是这中间会穿插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历史教材的主视角是北朝，南朝偏安，读者会被作者代入，似乎北朝成为正统。司马光在编通鉴时，主视角的选择之一就是年代的连续性，所以刘宋成为主视角。就像古人很多以刘备为主视角，而司马光不认为刘备的宗族谱系确切无疑地就是汉朝后裔，直接以曹魏为主视角。
前一阵撰写过一文《刘裕的天命》，现在从阅读的速度讲，自己被带入其中的元嘉年间，执政者是刘义隆。站在今天的角度，似乎没有哪一个朝代非常想让我穿越回去。此时，刘裕已经作古。刘义隆有一个老爹，但这个爹也是一个不好的爹。好，是因为给他创造了江山；不好，就是他爹毕竟寒门出身，身后留下的摊子既好也不好，好在刘宋是南朝最强盛的一代，不好的是给他创造的权力架构有残缺。刘义隆兄弟多，这是好，但兄弟之间难免为权力争夺，而这其中兄弟们读书又少，对于如何为臣却缺乏智慧。另外，刘裕留下的文臣能力都很一般。
刘裕诛桓玄，北灭南燕慕容超，西进灭后秦姚泓，功劳何其大也。以至于北魏的崔浩都认为刘裕灭后秦取关中，其间奥秘乃“刘裕意在江左”。崔浩有一段经典的人物评说，其中指点江山的风骚之处不逊于曹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
“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
寒门刘裕，被江左的士人鄙视，可是他的武功却无人能敌，刘毅、司马楚之、王镇恶等都不是他的对手。王镇恶何人也？王猛之孙。刘裕灭后秦，取长安，镇守的大将之一就是王镇恶。可是刘裕又不放心他，把他视作钟会，最终在长安再次上演沈田子与王镇恶的“二士争功”，关中随即被赫连勃勃夺去。读史至此，我对刘裕的厌恶反变成了同情，他的武功竟然如此戛然而止。刘裕灭了后秦，开始接受公爵，并很快废掉晋安帝司马德宗，由宋公升为宋王。可是，他读书太少而为江左士人鄙夷的境况，并不随着他兴复长安而增加自信。刘穆之在后方死了，他是刘裕的谋臣心腹。刘裕匆匆戒严，回兵江左。他没有曹操培养士人的积淀，特别担心后方捣乱。曹操可以安心薨世，不必担心曹丕的事业，因为士族对于曹丕称帝都已经倾心。
而刘裕，没有奸雄的才能，不得不靠自己的武功权势尽早规划“龙飞之事”，以免夜长梦多。刘裕回军寿阳，与大臣们喝酒聊天，大谈平定桓玄和之后的功劳。文臣很多竟然都不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可见刘穆之死后，文臣的才能都很一般。最后只有傅亮后知后觉，大半夜去找刘裕表示自己明白了。
前有桓温，后又刘裕，可是桓温、刘裕死得太早了。将破碎的山河重新融合在一起的使命，他们完成不了。刘义隆做一个守成治理内政的皇帝绝对可以打一百分。这就像曹操和曹丕的关系。可是，英雄总是天不假年。少时不信天命，甚至与家父争论天命。但世事、历史英雄的人生在史书间白驹过隙，我现在觉得虽然刘义隆肯定对于前朝历史了如指掌，可是又不得不被各种关系缠绕其中。
最终元嘉之治变成了“元嘉草草”，成为辛弃疾的用典悲剧。但刘义隆的刘宋还没有结束，其间的风云依旧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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