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访学记
---从Pittsburgh到Berkeley
文
吴小安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系刊《会饮》
缘起
尽管学习外国哲学很多年，我居然都没有过出国的打算（并不是因为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这里的人民，而是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而是当成一种不可能不予考虑），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还鄙视那些一门心思考托福雅思努力出国的同学，觉得学说那些乡村英语，天天做题应试真是本末倒置，学英文应该读Shake-speare，Austen呀，不了解英语文化的根底，学那些浮浅表面的纯纯的在浪费时间，出了国也是白搭。当然现在我改观了这些想法，身处异域他乡，深感无障碍交流的重要，口语太差，说不出“乡村英语”，交流都绝无可能，遑论大侃莎士比亚，而且语言学好需要很多练习，其中的甘苦只有经历过才知道，远不是我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个“末”，那样轻松自如，我自己已经出国一半年，那一口brokenEnglish，和老外交流起来，真是有种愧对祖国母亲多年教育的感觉。
我真正有出国的打算还是因为剑华，他去匹兹堡大学科学史哲学系访问一年，总是给我发各种国外的景物建筑，经历的事事总总的照片来诱惑我，我还年轻，“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荷尔蒙分泌旺盛，哪能经得起诱惑，也开始有了走出自家的小池塘，到外面见一见更大世界的想法，那时候正好学校也开始资助博士出国交流，似乎万事俱备，只要有美国教授愿意邀请你就可以。
给国外教授写信是一部血泪史。特别是你有一点无谓的自尊心，一次次收到拒信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何苦如此作践自己的喟叹。因为90%的情况之，你都会被拒绝，特别是文科。我认识到很多理工科的同志很容易就拿到国外的邀请函，原因很简单，国外老师需要很多这样带着钱来为他免费劳动的劳动力，所以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很多lab几乎都是中国人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为众生服务就是为自己嘛，理工科同志的国际化程度普遍高于文科生，当我们文科的同志还在为能发一篇《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艳羡不已的时候，我认识的几个理工科的同志，博士阶段已经发了很多篇SCI，早就在国际舞台上大打麻将了，而人文社科还是我民族的软肋，依然停留在学习消化的阶段，读外文书都没有读顺溜，遑论分庭抗礼了。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写民国时候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来的往事：
“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而胡氏不此之图，在杜行者一苇渡江之后，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何其懦哉！”
何其懦哉！何其弱哉！我想这是今天我们中国人文科学的真正现状。我在匹兹堡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伯克利听过哲学，数学，统计的课，数学统计的课堂上满满的亚洲人，其中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你想找几个黄头发白皮肤的还要用点力气分辨，当然黑人我就没有见过，但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的课堂上，我很少见到中国人的身影，也有，但是能在课堂上大侃特侃，左右一方的几乎没有，大多数人都是和我一样，默默地倾听。我们号称是有五千年灿烂辉煌历史的伟大民族，有着俊杰迭出的人文传统，民情醇如醴，风俗灿似花，但是如果能够消化好吸收我民族的固有文化，又能掌握欣赏外国文化，旧瓶新酒，焕发出一种更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依然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面前的难题，正如摆在严复，胡适之面前的难题一样。希望再过一百年之后，我们不会发现我们依然没有太多长进，除了吹牛的本事。
相较于我国大学遍地开花欣欣向荣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在杜肯大学（Duq），匹兹堡大学（Pitt），卡耐基梅隆大学（CMU）和伯克利的哲学系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的马克思哲学专家，在社会学系是有人研究，但也只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和韦伯，涂尔干的著作放在一起，作为必读书目的一部分，没有特别强调，相较于我国每年排山倒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国外居然没有几个研究马克思的，这也算是我们的民族特色吧！
所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除了少数做中国相关问题的教授，其他的邀请就变成一种恩惠了，而我又是博士在读，根底尚浅（如果是国内大学教授会好很多），水平又低，没有任何的英文成果，so能拿到邀请函就只能靠天了。多亏叶老师把我的信大幅度的修改了许多，使得少了很多儿童英语的气息，剑华多有鼓励，告诉我“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四处撒网之后，终于有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惊喜的发现了教授的邀请函。
学习
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半，其中半年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DuquesneUniversity）哲学系访学，另外一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系访学。很感恩这两位教授的邀请，能够到美国的大学学习。尽管实际上我还是一个局外人（毕竟我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只是一个visitor，但是给机会已经很好了，能分享大学的资源，能感受名校的气息，enlargemymind）。
杜肯大学前身是天主教学校，但是现在基本已经褪去了宗教的痕迹，变成了一所彻彻底底的现代大学，尽管它的校训依然是“ServingGodbyServingStudents”(通过为学生服务来侍奉上帝)，我非常喜欢这个校训，它有一种宗教的使命感，有道出了一个大学真正的意义所在。杜肯不是出名的学校，全美排名和首师大在中国的排名差不多，学校处在匹兹堡市区，面积不大，学生以白人为主，据网站上说现在在中国的招生力度也很大，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我只在图书馆见过几个中国学生，只是那几位同志，在图书馆恣情肆意的打闹（我看到一个男生站起来，把隔座的一个女生的脑袋重重地按了下去，可能是被那个女生言语上刺激到了，随后其他的几个他们的同学，轰然笑开），倒是让我有点尴尬。因为我住在匹兹堡大学附近，离杜肯有点远，所以其实并没有在杜肯上过课，当然还有原因就是杜肯哲学系研究领域还是偏向欧陆哲学和古典哲学，我对那些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有一个朋友写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作为博士论文，我满怀敬意，自叹弗如），我到匹兹堡当时主要还是想学习现代逻辑的东西。所以行装甫卸，席未暇暖就忙着去匹兹堡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听课了。开始的时候，我在CMU听了一门递归论的课，在匹兹堡大学听了一门集合论的课，当然还附庸风雅，听了文学，音乐的课，但是最后都没有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我决定还是不学逻辑了，改行学习Causality。
在出国之前我已经学习逻辑一年半了，上了叶峰老师，递归论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集合论，数理逻辑，还有模态逻辑的课，当时对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非常着迷，本打算以此写一个博士论文，但是这个想法叶老师并不同意，因为哥德尔的东西已经很老了（尽管国内逻辑学界消化的并不好），八十年前的东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停滞了，也许东西都做完了，或者做多了兴趣索然了，所以他建议我考虑其他的选项，但是做什么？死亡哲学（“evilofdeath”），按剑华的说法那是辱没了叶老师;心灵哲学，物理主义我没兴趣;量子物理哲学,数学哲学我没基础;集合论方向我没能力;或者改投其他门派，去北大听王彦晶老师的课，做模态逻辑的东西，我上过一点模态逻辑的课，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我感觉不到它的美，符号丑陋不统一，做的东西也不得要领，没觉得有多大意义，所以也不想干。那么干什么呢？“Thisisaqueation?”
我带着这样的困惑来到美国，希望能在美国的学习找到passion或者找到新的方向。很庆幸，我遇到了KunZhang,我在卡耐基梅隆哲学系的办公室见到他，他说你也许可以读一读JudeaPearl的东西，那是第一次我见到了Pearl的开创性的著作《Causality》。我自己在读本科的时候还是蛮喜欢概率这种研究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现象的数学，尽管当时觉得很多概念理解和接受困难，看到了大数定律似乎用完了自己的全部智商，但是还是隐约觉得这个很重要，很有趣，尽管后来转了行当，学了哲学，但是还是买了一堆的概率论相关的书籍，认认真真地摆在自己的书架上，期待他年得空认真研读，“假我十年以读易,仲尼而后更何人?”，所以当KunZhang说读这本书需要概率论和统计学基础的时候，我有种“遂了凌云志”的感觉，想起了本科时候多学一点概率的夙愿，终于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可以做一做了，不用遗憾的带到土里。
因果性是一个传统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都有很多论述，自计算机，数据时代兴起之后，这个传统的问题也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哲学号称是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理解现代对于因果性的研究和进展也是情理之中。而实际上像Pearl的graphicmodels还有Rubin的potentialout白癜风吃什么药最好白癜风传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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